一九三○年六月初，、朱德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，再次进入闽西，经武平到上杭，分兵发动群众。这时，闽西革命根据地已正式形成，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和各级民主政权已先后成立。根据地人口约八十五万人，占闽西各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。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，并且出现了具有生产互助性质的耕田队。到上杭县才溪乡进行社会调查后，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和耕田队长会议，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搞生产，要求把耕田队改成互助组；教育区乡工作人员依据群众自愿入股原则，创办出售油、盐、布匹和收购土特产品的合作社，来促进物资交流，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。①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，1936年3月27日。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极为重要：第一是肯定了“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”，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“以为首”。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“钦差大臣”自居、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，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。李维汉回忆：“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的领导地位，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。”(36)也作过这样的评价：“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，如《论持久战》，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，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。”(37)这最后一句话，是针对陈独秀说的。陈在“十二月会议”上讲过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，目前还只能是宣传，不能实行。(23)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》第17册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，第445页。(23)埃德加·斯诺：《西行漫记》，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，第61、65、66、69页。抗战爆发前，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：“中国武器不如人，战必败”。抗战开始后，又出现“再战必亡”的论调。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突出的代表。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。家乡的一个青年学生从湖南乡下写信给他，诉说心中的苦闷：“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。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，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。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，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，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。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，他们总说：‘中国打不胜，会亡。’讨厌极了。”(26)致周恩来、董必武的电报，1941年3月。⒃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，1947年7月21日。